醫學系畢業那天，媽媽高興的來我的畢業典禮，笑著說，等到我考到專科醫師執照下完鄉(我是公費生)，他和爸爸可以去環遊世界。
我永遠記得上班第二天，爸爸半夜突然打電話給我：「媽媽在急診室，腦部血管瘤破了，在家裡突然暈倒了，插了管在開刀。」我上班第二天，我媽連我第一次領薪水都沒有機會看到。
開完刀雖然拔管了，但是精明的媽媽突然變成了一個認不出我們，智力退化，半癱需人照顧的人。
不到一星期，爸爸又來電說媽媽開刀的動脈瘤又出血了，這一次，昏迷指數只有三分（註），當天值班插管的是我的大學同學，我請他把媽媽的電腦斷層寄給我，我一看腦室裡滿滿的血和水腫，我知道沒有希望了。
這時，爸爸問我，媽媽有簽過器官捐贈同意書，捐器官，我可以接受嗎？那個時刻，是我一生之中最掙扎的時刻。
要接受母親的過世真的很痛苦，但我知道這是媽媽的心願，而我的醫學知識更告訴我，一個健康只有腦部受損的活體器官，是多麼的難得。
我答應了，但是媽媽娘家的家人強力的反對。最重要的原因是，外婆還在世，她不能接受最傑出的女兒要被摘除器官。
最後媽媽器捐的遺願便沒有執行。
我媽的呼吸器是我停的，插管是我和我爸爸拔的，你知道為了讓媽媽不要受苦，我和爸爸邊流淚邊拔管有多心痛嗎？
我和父親都是醫生，想讓母親器捐就要面對強大的阻力了，大家可以想像這些最後同意器捐的家人是多麼的偉大，幫助別人的心是多麼的崇高嗎?回想到過世的親人是多麼的不捨與難過嗎?
今天為了選舉，讓這些器捐家屬被懷疑自已的親人是被活體摘除器官的人，不但傷害醫生，你還傷害這些偉大的靈魂。
註：最深度的昏迷，其昏迷指數總分可能只有3分，這時候，常被人誤稱為病患已經腦死。其實宣布病患腦死是一個很慎重的診斷，醫師非得必要，不會輕易宣告病患腦死。（摘自台大醫院衛教資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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